《布拉格精神》 [捷]伊凡·克里玛
自由的匮乏远甚于食物的匮乏。从集中营的窗户只能看到遥远的山，不能走出集中营的大门，这一事实比其他任何事情都使我感到压抑。
写作可以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自由解放的力量，写作可以使你进入实际生活难以到达的境地，甚至是被禁止的空间，它可以将你的客人邀请前来，这是最重要的。
尽管每个人始终踩着一根存在或不存在的细绳，但同时，日常的例行公事令人厌倦地一成不变。
当一种犯罪的制度破坏了法律规范，当犯罪是得到认可和赞许的，当某些人可以高踞于法律之上，企图剥夺他人的自由和他们的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水准也深受影响。犯罪的制度企图通过散布恐怖，来维持体面的和合乎道德的行为举止，没有这些便没有社会，没有可以让这样的政权来统治的社会。但是事实表明，当人们失去了符合道德的行为的刺激之后，散布恐惧也收效甚微。
每一个建立在欺诈之上的社会，将犯罪视为正常行为的一部分加以忍受的社会，哪怕是在一小部分特权集团之内，当试图剥夺其他团体的名誉甚至生存的权利的时候，不管在何种意义上，那宣告了其自身道德的堕落，并且最终走向死亡。
你会在自己内部砌一道墙，在它背后将自身的脆弱隐藏起来；你最深的感情，你与他人的联系，尤其是那些与你最亲密的人。这是忍受那种经常性的令人绝望和无可避免的分离的唯一途径。
通常并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它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
容忍再不意味着可以容忍那些不能容忍的事情，不意味着可以容忍那些准备限制任何人的自由甚至生命权利的人，尽管有人辩护说这是出于最崇高的目标。
实际上正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最难坚持。如果我们不从灾难中汲取教训，如果我们不接受这样简单的原则，我们可以为决定人类命运做些事情的时刻将从身旁溜走。
写作是一件比我原先想象的复杂得多的事情。这是一种幸运。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世界将拥有比今天多得多的作家，而它将被雪崩似的印刷品所淹没。这很可能是世界所期待的结局之一。
极权主义制度将先锋派文学视为颓废而加以抵制，这无关紧要，然而基本上它也像先锋派一样轻视传统和传统价值以及真正的人类忘记，接着便试图强加给文学一种假冒的记忆和虚假的价值。
由外国军队所扶持的当局恐惧批评，他们由占领者所任命，并且意识到他们只能在占领军的意志下存在，也意识到所有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形式最终都导向自由。
显然是由审查制度创造的强迫性的转变，给他(赫拉巴尔)作品中语言的真实含义上带来了畸变。但是更坏的是这样的事实：有些作家事先用审查制度考虑问题，因而损坏了他们的作品，当然也损坏了他们本人。
一个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制度，要求人们虚伪，要求外在的一致，而不在乎是否出于内在的深信：一种害怕任何人询问有关自己行为的意义的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人向人们说话时达到如此迷人的甚至可怕的彻底真诚。
文字并不是必须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者为更换来更换去的制度担忧，它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仍然去回答制度在人们中间引起的问题。
现在还有什么东西遗留下来？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确实，现在的人渴望用耐性来克服虚无主义的过去，渴望回到未被污染的源泉中去，这是对几乎被忘却的死者——实际上是被杀害的——所发出的警告之声的一种回答。
越来越多人在他们的工作中和范围日益缩小的现实打交道，像他们的世界缩小了一样，他们的语言也变得官僚化。更有甚者，我们被包围在震耳欲聋又毫无个性的大众媒介喧嚣中，其中流行着衰竭的陈词滥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用来交流的语言怎么可能不受损伤？
今天尊严并不是最有价值和被追求的，相反，人们更宁愿拥有一种简单的活法，生活逼迫人们去做许多有失尊严的事情，从他在工作中必须填写的各种令人羞辱的调查表，到强迫性地参加同样荒诞的伪选举或游行。与此同时，他投入这样一个世界，那儿的口号是“攫取你可以攫取的一切，并尽可能多地抓住它们！”这种东西越来越成为时尚。这是一个越来越由联网通讯、腐败和非法特权所统治的世界。
他还被排斥在某些活动之外，通过它们，他可以提高他作为公民和人类成员的自尊。他也被拒绝在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思想及有个性的创造活动之外。
我们越是热烈地迷恋这些虚幻希望，我们便越是和倍判死刑而等待奇迹出现的人相似，而同时却走向他们自身的破灭。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偶像和英雄。人们崇敬预言家和烈士的时代早已过去。观众们被歌德或易卜生这样一些名字迷住的时代也已逝去。我们不再尊敬诗人或科学家或著名的发明家。我们也不在临终的床上念叨那些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名字。甚至伟大的电影明星和流行歌手的时代也似乎正在结束。只有甲壳虫乐队有些和马拉多纳相媲美的追慕者。
我们生活在一个过量生产的年代。当某种东西被大量制造的时刻，它正变成潜在的垃圾。这种情况可以说自古以来就这样。区别仅仅在于所制造东西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
我们的前人只有《圣经》和为数不多的几本书，但他们不仅会去读，而且会背。电视从未听过说。他们读的报纸只有几页。人们得到的信息很少，但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将事情仔细考虑和观察周围的人们和大自然。由此出发，许多人能够形成一种他们能够抓住的生活观。但是今天的情况呢？
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的时期，也给我们提供了比先前的时代多得多的外部情节素材，原先既令人不舒服，又是僵化静止的。实际上，那些习惯于沿着熟悉的小路穿过凋敝的农村因此而大为感动的人，如今已经踏入了一个充满了允诺但却是未知数的新景色。在某种程度上，欣快症已被焦虑和无助感所取代，甚至被对坏的旧时代的怀旧病所取代。难以想象的腐败的范围如今已经显得拆散了社会的道德秩序，大量的财产正在易手，而它们落到了一小部分决定谁可以拥有它们的官员手中。被原先的制度所迫害的人是最穷的，而那些迫害他们的人，那些当权者，是富人，市场制度偏袒这些富人。为过去的错误寻找一个正当解决的希望逐渐破灭。对一个作家来说，一个充满如此矛盾的时代不正是最令人兴奋和充满魅力的吗？
自古以来一直有人在行窃，所有古代的刑法都提供了对于贼的惩罚。在大多数民族的民间传说中，我们都能发现得到许可的强盗——罗宾汉劫富济贫。但是，在那些较早的时代，富人比较少而穷人比较多，自然贼的数量是有限的。今天，富人在增加的同时小偷变得不计其数。更重要二十，他们不再给穷人任何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是穷人，因此偷得问心无愧。
我为诚实和不诚实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而感到真正的忧虑，为忠诚无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感到忧虑，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变成不受良心制约的微型小偷而感到忧虑。一个罗宾汉是可以忍受的，在民间传说中甚至有着永恒的价值。但是在每一个收款台或自动收款机旁随时都站着一个罗宾汉，由这样的人为我们提供服务，把我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接待我们，这样一个世界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一位绅士的举止和对此不予理睬，但问题是——那样会有任何绅士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来吗？
(20世纪)30年代初期，呈现在我们乐观主义父辈们面前的是个人面对贫困、失业和饥饿的压力的无助感。而纽伦堡法令、莫斯科审判、奥斯维辛和沃尔库塔打开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眼睛，让我们感到个人在面对极权国家可耻或凶恶的暴政时的绝望无助。上一代人对经济无限发展的没有根据的信仰破灭了。同样，我们这一代人关于按照乌托邦的设计重新组建社会的朴素信仰也破灭了。每一代人都喜欢将其自身经验当作唯一的，将其自身的成功和灾难当作划时代的和前所未有的，这就妨碍了去估计其真正获得的成功及其失败的范围和意义。
有时候有权者的胜利也恰恰预告了他们的失败，就像无权者的失败和死亡预告了他们的政党、地位和信仰的胜利一样。
于黎明之前，到处都是专制权力雇用的杀手和虐待狂式的执行者们在沉默地搜寻时，那是一种怎样的透不过气来的恐惧：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纳粹德国，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斯大林的苏联，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在巴拉圭、阿根廷、乌干达、智利、伊朗、中国、也门、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秘鲁、古巴、阿富汗和柬埔寨。有多少国家，那儿的人民从来不知道死一般的黎明时分严寒的滋味，从来没有必要屏息静气地区观望，而死亡的使者恰好在他们的窗户底下起劲地跳舞？
无权者当中那些运用自己的法则，梦想拯救世界和将世界（及他们自己）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的人是在自我欺骗，人类从来没有从原先的无权者行使权力中得到救赎，因为一旦他们变得有权，他们将不再清白无辜。当他们开始恐惧丧失自己尚未巩固的权力，丧失自己尚未实现的梦想和计划时，他们将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将会在自己的周围散布恐怖，当然也将从中得到报应。他们不可能摆脱恐惧，他们将生活在遭到报复、回到自己原先地位的恐惧之中，他们将为自身的行为感到战栗。权力和恐惧相结合将产生狂暴。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因为这些人尽管控制了政府，但他们自身仍然为恐惧所驱赶。
每一种弃权的权力结构，每一个决心放弃其人性的凶恶的权威，出于徒劳地渴望绝对的尺度和绝对的不受限制，渴望神一般的登峰造极，当他们继续增长、繁荣和膨胀时，总是在玩火自焚。
卡夫卡：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的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上。
一次次地看他们（上文指“指挥一个火箭师的将领们、多国公司的首脑们、自我委任的党的第一书记或秘密警察的头目”）在电视屏幕里向我们挥手，觉得和他们所行驶的权力相比，过去神赐的法老和皇帝不过是一场无聊的游戏。然而我们让自己相信，现在权力只能是这样，他们体现了我们所要去的方向；他们保卫我们的利益，服务于我们的需求，维护我们的安全、进步、富裕，或者任何那些因我们的愚蠢所给出的虚假或华而不实的标签。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已不再以我们的名义而行动。我们不可能摆脱他们。他们既不认同在其之上神性的力量也不认同在其之下人民的存在。他们仅仅认同他们自己，他们的机构、他们的组织、他们自己的运作法则与他们破坏性的扩张。他们控制着一项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改变地球的面貌，为他们提供统治地球的手段，以及毁灭地球的武器。
那些没有放弃灵魂的人能够克服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说到底恐惧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焦虑来取代自己灵魂的人永远不可能赶走他的恐惧。任何始终捍卫他的灵魂、他的内心正直，随时准备放弃任何东西，乃至瞬间的自由、他的生命的人，不可能被恐惧所压垮，因而处于权力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他变成自由的，他变成权力的一个对手，不是作为追逐控制国家、人民和事物的权力的竞争者，而是权力所维护的每个谎言和无常事物的一个活生生的警钟。
一个人出于其内心要求，坚强地面对有权者，甘冒一切风险，拥有一个真诚的、小小的希望：通过它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者，权力来自何方，什么是它的发源地和什么是他们的责任，他也许将使他们多一些人性。但是对那些当权者来说，对那些屈服于当权者的人来说，这样一个目标看上去非常愚蠢。然而，对于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正是隐藏在这些愚蠢的行为当中。
(捷)埃拉齐姆·科哈克：今天强制性的稳定必然导致明天的不稳定。
在第一阶段，因为领袖和他的伙伴们（正是他们可以影响公民，有信心地，通常是怀着巨大的决心，将一种社会秩序贯彻到全民族中去）的个人魅力，极权主义制度显得很有活力，它已经颠覆了旧秩序、旧的法律、习俗和传统。但极权主义特殊的原则是要求每个人都服从，每个人都在其理想、领袖、中央集权的名义下统一起来。
极权主义权力不允许不同的观点，因此不允许争论甚至有意义的对话。精神的活动是不可能的。每个个人，不管他内心如何，都必须仿效官方的样板。他个性的发展受到限制，人类头脑和精神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民族主义很少是理性的。它经常把欲望看作现实，而且夸大自身的潜力和臆想对手的伤害。
诗人马哈(Karel Hynek Mácha)：
一颗星星从天国的高度骤然降落
一只死了的星星，一道碧蓝的光线。
它流落到一个没有结局的王国
在永恒地存在中它永远地下降。
从所有坟墓中发出哀泣的共鸣，
一种可怕的叫喊，一种恐惧的呜咽
“当我的存在结束时将有什么来临？”
从来没有——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目标。
要求领导革命和给群众以许诺的人必须以行动说明自己的时刻来到了，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便发现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于是，他们仅仅鼓励人民保持耐心，坚定信仰，并把那些拒绝服从的人开除出去。
许多作家写他们所写的，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是因为他们期望一个更好更公正的社会。他们的信仰令他们盲目，使他们的作品、他们试图想保卫的理想和他们自己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当他们看到自身道路的失误时，一些人试图在作品中加以弥补，另一些人却过早走到了他们生命的尽头。
任何放弃传统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王国，一个更好的秩序，便打开了通往真空的大门，最终都将导致崩溃。
伟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迷人，或者是因为它们想象一个较少有疑问的过去，或是展望一种美妙的未来，于其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得到每样东西。他们经常是迷人或朴素的论据及允诺更多地需要信仰而不是理性。如果知识分子不是被失望、无用和需要逃避的感情所支配，这些东西很少能获得大规模的流行。
一个不能被剥去其神秘外衣的世界，一个既不能适应也不能理解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迷宫，想要进去必得通过许多道入口，而所有它们都被锁着或被人把持着。它是一个引起焦虑和不适的世界。
这是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那更高意义的权力，已经由传统惯例、法律形态以及官僚主义机构支配的空洞权力所取代，即由人所建立的制度所取代。比起为争取自由和地位而被剥夺了所有手段和武器的人，那些具有心灵自由空间的人，则比他们更充满希望。无论周围的世界将他看得怎样顽固和愚蠢，“至少可以在一位权势者面前自由地说话”，至少他可以自由地表现出自己的真实面貌。无论多么困难，无论是否面临死刑的结局，而真实地生活，完全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并为之进行不懈的斗争，至少让一线光亮进入生活，那是由法所发出的永恒之光。说到底，对于土地测量员来说，这就是生活或斗争的意义。
对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将和惯例常规、社会的普遍赞同取得一致，而人自己的良心，他对于别的东西的要求则被视作致命性的东西而遭放弃。
卡夫卡意识到和行刑机器之间的斗争，其主要的障碍不是外在的敌人，不是外部的环境，而是主人公自身的软弱，他无力跨过他自己设立的门槛，他无力劝说别人的“我”允许自己进入他认为是一种不能遏制的激情源泉的地方。
卡夫卡《城堡》：感到自己迷了路，或者误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比人类曾经误入的任何国度都更远，这是一个如此奇异的国度，连空气也完全同于他自己的故乡，在那儿，一个人可能因为这种奇异而死去，但是它又如此富有魅力，乃至一个人只有继续和更加遥远地自我迷失。（K与弗丽达结合后）